建设“无废城市”乃至“无废社会”仍存在一些关键问题。法律制度上，体系不够完善，管理不够协调以及标准不够明确。我国已颁布的关于固体废物防治污染的相关法律中，覆盖的种类不够全面，尚未形成健全体系。制度实施过程中，环境风险控制、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等不到位。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由于我国现行的监管体系中，监管人员缺少、业务水平不够高、缺乏有效手段等原因，造成环境问题的监管不到位。社会参与度太低，公众对于无废城市建设认识不足，参与度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宣传力度不够高，信息公开没有做到位等等。
支持力度不够，首先是资金投入上的不足，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在整体财*支出水平占比不高，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把主要目标集中在三废的处理中，其中固体废弃物的防治污染相对较少。其次是监管处罚力度不到位，的环境规制措施并没有对企业、公民起到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不到位。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无废城市”建设路径体系，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无废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一些见解。建设无废城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建立健全“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法规与规章体系，制定相关补贴与优惠*策。
夯实固体废物分类治理基础；增强公众绿色环保理念，加强公众和社会参与程度；加强监管，支持固废治理产业智能化；跟踪评估相关*策和试点等。工业领域，应实施绿色生产、清洁生产技术，针对不同类别固体废物展开针对性处置；生活领域，应统筹生活垃圾投运、清运、处置全链顺畅运行，强化垃圾处置设施信息公开，减量化、资源化；农业领域，应发展绿色农业，主打生态农业建设，促进农业固体废弃物就地就近全量利用；危险废物及医疗废物，应全面安全管控，全程规范化管理。针对全国性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前期探索尤为重要，总结试点经验做法，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无废城市”建设路径，形成可推广的建设发展模式。
环境规制，指的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通过制定相应*策与措施对企业、生产商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对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进行的规制，属于社会性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许多经济行为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造纸厂对水资源的污染，机动车对空气的污染，各类工业带来严重的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固体废弃物排放等。企业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需要部门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或征收排污费用等对企业进行公共规制。环境规制包括对大气污染、水污染、有*物质、有害废物处理和噪声污染等的规制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这就是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假说。该假说是对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客观总结。一般说来，经济刚起步阶段时，人的活动范围受到技术以及其他各方面条件的约束，无法对环境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随着经济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人们环保意识大大增强，对原先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进行有效的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有所缓解。在我国，加强环境污染规制强度，主要是加强环保立法，制定较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同时进行有效的污染治理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或许无法避免，因此那种优先考虑非经济因素、进行一刀切的规制*策往往是一种上的偏好。
最经常采用的规制措施是对污染排放量进行规制，此外，对污染源进行分区、将来自污染排放的影响限制在局部地区的做法也经常被采用。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方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部门制定的法律及各项规章制度，旨在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要求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类环境规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面临强制严厉的环境规制*策，企业不得不做出保护环境的选择，环境可以得到较有效地改善。但另一方面,过于强制的做法,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抑制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指借助市场机制激励引导企业减少排放。使整体环境污染状况趋于优化的制度。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工具：①排污费征收制度。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征收上来的税费可直接用于与治理污染相关的技术革新。②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给相关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以此设置排放标准。③削减市场壁垒。在一些情况下，环境保护可以通过减少市场壁垒来实现。包括三种类型：市场创建、责任规章、信息披露。④降低补贴。补贴可以激励排污者减少排放，但在实践中导致了经济上的无效率。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按其指标特性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专家打分法为代表的定性指标度量法。
由于定性指标比较粗略，难以满足日益迫切的理论及实践需要，因而在现实中日益被定量指标所取代。第二类是直接使用定量指标测量规制强度。这类方法排除了主观因素，且数据获取方面较为容易。这类测算方法又可细分为投入型指标测算和绩效型指标测算。投入型指标有：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保支出水平、环境规制*策数量、环境监督排查次数、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等。例如张成、陆旸等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主营业务成本的比值测量环境规制强度。
Lanoie采用污染治理支出水平占企业生产成本的比重度量环境规制。绩效型指标主要包括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费征收额、排放标准等。例如董直庆和王辉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指数与经济产出的比值来衡量单位经济产出污染物排放作为环境规制。祁毓，卢洪友等采用排污费征收强度作为环境规制的指标。第三类是综合测度方法，指将多个相关的定量指标整合成一个综合的定量指标。常见的确定权重方法主要有熵权法、平均加权法、结构加权法、因子分析法等。综合的指标又包括多种环境污染物指标的综合、对环境规制全流程的综合、投入型与绩效型指标的综合等。例如张倩选取SO2、工业废水、烟尘等的排放达标率、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工业固废处置率加权计算得到综合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
叶琴利用城市综合能源价格指数表征城市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不同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数表征城市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李胜兰分别设定三个变量来代表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状况。经济集聚反映的是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在一定地理区域单元上呈现出的集中现象。经济集聚程度则表示经济活动在单位面积上的集中程度。经济集聚本质上反映的是各类要素在空间上疏密程度的差异,是城市化的空间形态表现，城市就是一个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集聚载体。根据不同的空间尺度可将经济集聚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宏观层面看，经济集聚主要基于城市的集中，因此大量研究主要基于城市空间集聚进行分析。
例如张可利用长三角地区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考察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双向交互影响。伍骏骞利用浙江省县级层面和乡镇级层面的数据研究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分析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溢出效果及城市经济集聚的特征。从中观层面看，产业集聚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利于实行循环经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产业集聚展开，包括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重工业集聚、文化产业集聚等。如任阳*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刘桔林比较研究了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区域差距、产业集聚和空间关联性。胡森林分析中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特征,讨论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分布。
此类研究主要围绕相关产业的集聚特征、分布情况、对经济、环境等的影响展开。从微观层面看，经济集聚主要指企业的地理性集聚,表现为某些地区的企业数量较多，而另外一些地区的企业数量较少。黎新伍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实证研究贸易空间集聚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从经济集聚的表现来看，可以从规模和密度两个层面观察，经济集聚度高的地区汇聚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厂房和企业等，因此经济集聚度高的地区产出规模较大。经济集聚度高反映较高的经济密度，即单位空间的要素、企业、人口、资本数量相对较高，具体可表现为较高的人口密度、较高的资本密度。经济集聚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区位熵、EG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地区单位面积相应产业类型的产业密度、就业密度、经济密度等。